Lot 15 明永乐 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

估   价 HKD 35,000,000-45,000,000 (折合人民币:29,723,378-38,215,772)
拍卖公司:苏富比香港
拍卖时间:201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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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瓷玉杂项--陶瓷器
创作年代:明永乐
尺寸: 21.3cm;
乾隆敬仰 - 永乐青花净瓶
康蕊君

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高足造形独特繁丽,耀眼夺目,为永乐一朝之稀珍,数世纪后,其祥瑞寓意,更得乾隆帝敬仰赏爱。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惟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形大异于当朝茶酒执壶,独树一格,历代瓷器中罕有能与其聘美者。塑造如此独特器形,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需瓷人巧心熟技,反映永乐朝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为数鲜少,包含此瓶仅三例存世,均为永乐青花御瓷,其一为清宫旧藏(图一),现存北京故宫,另一例则曾为康涅狄格州 Palmer 氏、Frederick Knight 及赵从衍珍藏,1980年代曾二度售于苏富比(图二)。
净水瓶器形原应取材金属器,其来源仍备受学术界讨论,一说近似水烟筒下部,然烟筒内部藏输烟管,以水滤烟,净水瓶流接合器身下部,内部结构明显不同。另说应类长颈净瓶之用,惟传统净瓶长颈纤纤,不似净水瓶有流,仅以瓶口作为唯一开口,控制固定出水量。净水瓶高足细流,流口沿环饰类同金属器制,永乐瓷虽大量取材各式中东金属器形,且可见类同中东细流瓶器,仍无完全比例相同亦无持把之例。器形相近者,惟有年代略晚之印度金属水瓶,无持把用以持壶就口饮水,而口不需接触壶嘴。
北京故宫藏净水瓶,应曾用于佛教祭典,永乐帝崇佛,曾诏命烧造大量瓷器用以礼佛,此瓶应是其一。礼器尚白,永乐初年景德镇御窑亦曾致力烧制单色白釉净水瓶,虽无完整器传世,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出土一件白釉净水瓶残片(图三)。连同一件白釉僧帽壶,原作藏传佛教祭祀之用。
逾三百年后之乾隆朝,青花净水瓶虽成古物,仍无失光华,或许因其宗教含意,深受乾隆帝珍视。乾隆帝慕古,常借镜历史加添大清政权光辉,著名〈高宗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特意挑选净水瓶入画,此器应是上述现存北京故宫之例(图四)。
高宗偏爱〈是一是二图〉,曾四度诏命绘制,并御笔题书于上,四幅均书不同款识,对应宫内不同斋堂,其中画工最精二幅,应出自郎世宁与姚文翰之手,反映宫廷画师间的通力合作。〈弘历是一是二图〉广得学术界讨论 [1],而画面中央侍僮手持净瓶,亦值深入探讨。
Patricia Berger 释义〈是一是二图〉中,乾隆帝化身汉学士或佛教居士,端坐榻上,二侧陈设王莽时期青铜度量、明宣德青花梵文罐,前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者存于北京故宫,隐喻帝王不仅君权统率天下,亦是虔诚佛教徒。画中摆设古玉及宋瓷,象征君主阐扬维护中华文化之角色。
〈弘历是一是二图〉构图出自宋明人物册页[2],绘一学士坐于矮榻,面前屏风悬挂自身画像,却无乾隆帝画中塑造展现的强烈个人形象,如巫鸿所谓之「自我神秘化」(1996年),学士身畔陈设文人家居,侍僮持白釉执壶为其斟酒。相较〈高宗是一是二图〉中,精心挑拣摆设入画之物,一丝不苟,原画更显自然轻松。
四轴均书乾隆御笔,「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学者间对此作不同解读,如巫鸿(1996年,页235)。高宗数度提及「是一是二」,对应藏传佛教中观派无二法门之教义(Berger,页52)。「不即不离」,出自《圆觉经》。乾隆虽非以墨道治国,「儒可墨可」,取东周春秋儒墨之争,强调中华思想传统。「何虑何思」,取自《易经》,传为孔子之作。
画中侍僮手中净水瓶,为高宗视线焦点(图五),描绘净水瓶显示非斟酒或茶,异于原画,乾隆帝特别安排绘永乐朝青花净水瓶,或许暗示净水瓶与藏传佛教之关连。现知并无同形制西藏金属器。
此件青花净水瓶,与永乐甜白釉玉壶春(编号16),宣德孔雀蓝釉盘(编号21)及部分琵金顿珍藏,均出自H.R.N.Norton旧藏,Norton曾于清末赴中,1920、30年代于伦敦开设古董商行,Roger Bluett称其为「唯一一位拥有重要中国瓷器私藏的英国古董商,作风谦逊低调,经年累月,见重器即纳自藏,所藏之器均细心置于特制匣中,藏于自宅。」(Roy Davids及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Great Haseley,2011年,页340)。Norton旧藏售于苏富比1963年二场拍卖会。
[1] 〈高宗是一是二图〉专文讨论,参考:
Angela Zito,〈Silk and Skin: Significant Boundaries〉,Angela Zito及Tani Barlow编,《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芝加哥,1994年,页111-113。
Angela Zito,《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芝加哥,1997年,页39-43。
Charles Lachman,〈Blindness and Oversight: Some Comments on a Double Portrait of Qianlong and the New Sinolog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6期,4号,1996年10/12月,页736-744。
巫鸿,〈Emperor’s Masquerade: ‘Costume Portraits’ of Yongzheng and Qianlong〉,《Orientations》,26期,7号,1995年7/8月,页25-41。
巫鸿,《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芝加哥,1996年,页233-236。
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檀香山,2003年,页51-54。
Kristina Kleutghen,〈One or Two, Repictured〉,《Archives of Asian Art》,62期,2012年,页25-46。
[2]《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图版IV-6
传世品中无论造型、纹饰及尺寸均同者仅见两例,一为清宫旧藏,并录于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2002年,卷 1,页20。
另一例则曾属美国康涅狄格州 Palmer 氏 、Frederick Knight 及赵从衍雅藏先后售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8日,编号24;再次1987年5月19日,编号234;伦敦佳士得1968年10月7日,编号99;香港佳士得1995年10月30日,编号669。并录于 Anthony du Boulay,《 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伦敦, 1984年,页116,图3;冯先铭,〈Yongle and Xuand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Palace Museum〉,Orientations,1987年11月,页68,图27;《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1973-1993》,香港,1993年,图版54。
除此三例,亦曾有永乐御窑遗址出土的甜白釉残件展出,见《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6年,图版93;同时出土的另有一件白釉僧帽壶,见图版99,宣德御窑遗址出土的青花残件,见图版136。重建修复的白釉瓶造型上与本器略异,并且器底无釉,卧足。未见此两例之文献记载。

来源:H.R.N. Norton (卒1961/62)收藏
伦敦苏富比1963年3月26日,编号47(?1350)
戴润斋,纽约,1963年 (?1350)
伦敦佳士得1967年10月23日,编号121(4000gns)
Bluett & Sons Ltd,伦敦,1967年(4000gns)
罗杰琵金顿(1928-69年)收藏, 自1967年(?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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