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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102 清康熙 康熙帝御宝寿山石瑞兽钮方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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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苏富比香港
拍卖时间:201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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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详情
分类: 瓷玉杂项--文房雅玩
创作年代:清康熙
尺寸: 6.9×5.9×5.9cm;
康熙寿山石瑞兽钮「渊鉴斋」玺解析
郭福祥
康熙帝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学习汉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和汉族文人刻制闲章以明志趣的传统一样,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刻制了不下一百三十方宝玺,成为反映其一生政治思想、个人意趣和闲暇生活方面的重要实物数据,对我们认识康熙皇帝其人大有裨益。此方寿山石瑞兽钮「渊鉴斋」玺即是康熙帝诸多宝玺中十分重要的一方。
此玺寿山石质,瑞兽钮,印面5.9公分见方,通高6.9公分。印文「渊鉴斋」三字居于印面正中,印文右侧和左侧分别刻龙、虎形象,上下分别为八卦中的「干」卦和「坤」卦图形,全部以阳文呈现。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以及此次拍卖(拍品编号3103)的两册《康熙宝薮》中都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康熙皇帝宝玺的真品。作为康熙皇帝重要的御用宝玺,要充分理解此玺的价值,就必须对渊鉴斋与康熙时期宫廷诸多文事活动的关系进行解析,对此玺制作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故在此文中拟对相关的这几个问题进行考察。
一、渊鉴斋与康熙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事活动
在清代,北京西北郊一带曾经是皇家园林最为集中的地方。从康熙至乾隆,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营建,形成了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和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组成的「三山五园」群落。其中的畅春园是清代宫廷在京西北建造的第一座「避喧听政」性质的皇家园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二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首次驻跸畅春园,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园内清溪书屋寝宫,三十六年之中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去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而位于畅春园中心湖区东岸的渊鉴斋则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期间十分重要的活动场所。关于渊鉴斋的情况,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并不是很多,想要全面了解其真实面貌似乎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康熙皇帝园居时最重要的书房,渊鉴斋与康熙朝的诸多文事活动关联甚为密切。
首先,渊鉴斋是康熙时期诸多御纂、御选、钦定书籍的命名之源。
这些书籍包括《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渊鉴类函》、《渊鉴斋法帖》、《渊鉴斋摹古宝类》、《古文渊鉴》等,都是康熙时期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如《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即是康熙皇帝崇奉朱熹理学的成果。康熙皇帝对朱熹理学推崇备至,认为其「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1 但以往编纂的朱熹著作杂出众手,难免有失真之处,而且朱熹本人早年晚岁持论也有变化,历代儒者往往不问真赝是非,随声附和,混淆朱子本旨,极易产生歧义。有鉴于此,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敕命李光地等儒臣,将朱熹文集、语录进行整理删节,汰其榛芜,存其精华,以类排比,编成此书,并以「渊鉴斋御纂」的名义颁行全国,确立了朱熹理学在全国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又比如《渊鉴类函》又名《御定渊鉴类函》,是清朝名臣张英、王士祯等奉康熙皇帝之命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此书编纂之时,正是社会稳定、宇内太平,清政府藉宣扬文教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时候,因而此书除了「以供诗赋」的实际用途之外,也深刻反映出康熙时期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最高统治者对知识学问的态度。再比如《古文渊鉴》又称《渊鉴斋古文选》,是康熙皇帝亲自选定,徐干学等编辑并加注的大型古文选本。编纂该书的目的同样是出于教化之需要,康熙皇帝以为文章为载道之器,弥纶宇宙,统括古今,化裁民物,其用甚大。他希望通过此编,不仅可以「穷文章之正变」,而且还使人们对圣贤大化之业、游艺之旨乃至帝王之道有所认识。可以说,这些以渊鉴斋命名的御纂、御选、钦定的著作,成为康熙时期文化繁荣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书籍编纂刊刻后,通过各种方式赐给廷臣和官员,也使渊鉴斋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的知名度大为提升。2
其次,渊鉴斋是康熙皇帝挥毫染翰,从事书法创作的重要场所。
根据康熙皇帝自己的记载,他闲暇时间的主要安排就是学习。「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3,读书、赋诗、作文、写字几乎构成了康熙闲暇生活的全部内容,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读书和写字。「德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4,可以说书法创作成为康熙皇帝业余生活最为重要的内容。他虽然不是专攻书法,但却表现出极为认真的态度,对书法相当痴迷。他经常临摹米芾、赵孟俯等人的作品。因为经常临摹,康熙帝对那些古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理解很深,对他们的评价都精辟到位。康熙皇帝对自己书法的水平是颇为自负的,曾将自己的书法或者临摹的历代书家名迹摹刻上石,并命名为《渊鉴斋法帖》。在康熙皇帝所有御用宝玺中,宫殿玺的数量很少,只有「懋勤殿」、「渊鉴斋」、「 佩文斋」、「日新堂」等寥寥几种,而其中以「渊鉴斋」刻制的数量最多,达到四方。我们知道,刻制这些宝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御笔书画上钤盖,大量「渊鉴斋」玺的刻制,恰恰说明渊鉴斋与康熙书法创作的密切关系。他还有一方「渊鉴挥毫」玺,正是他在渊鉴斋中从事书法绘画学习和创作的真实写照,形象地展现出康熙帝在渊鉴斋泼墨染翰的场景。这些都说明,渊鉴斋是康熙皇帝从事书法学习和创作的重要场所。
再次,渊鉴斋还是康熙皇帝从事西洋科学和艺术研习的重要场所。
康熙皇帝对西洋科学的浓厚兴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曾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延揽各种技术人才,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数理精蕴》、《律历渊源》等书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科学院。但通过相关数据,我们得知在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之前,渊鉴斋则是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从事科学研习活动的重要场所。在那里,康熙皇帝曾在1711年召见宫廷数学家陈厚耀,让他遍观斋内陈列的各种仪器,尤其是三十种用不同材质制作的「方一寸」的立方体,可用来测定不同物体的比重5,令人印象深刻,说明渊鉴斋中陈列有大量的科学仪器,都是康熙皇帝御用的科学之物。另据记载,康熙时渊鉴斋内还置有西洋乐器,特别是「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唵咒》一曲。」6 这些记载都可以证实渊鉴斋收储陈列有大量西洋科学仪器。就其科学方面的重要性而言,渊鉴斋和紫禁城中的养心殿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渊鉴斋与康熙时期的文化建设和诸多文事活动密不可分,彰显出此地在康熙时期宫廷文化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康熙皇帝挥毫染翰之所,用「渊鉴斋」之名刻制相应的玺印钤诸御笔之上,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渊鉴斋」玺印文布局的权力意象
此方「渊鉴斋」玺的印面除了中间的「渊鉴斋」三字外,四周还分布有龙、虎形象和干、坤卦象,与中国传统的肖形印形式结合在一起,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在康熙皇帝所有的御用宝玺中,印文如此布局的还有另外一种,即「体元主人」玺,共有大小六、七方之多。这两种印面里的龙、虎形象的设计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感,丰满强健,神态逼真,显然出自同一设计者之手,而且设计者的印学功底深厚,将几种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非常和谐。
此玺图案的形象设计很明显来自于中国古代四方神中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图像体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脉络,是由我国古代的祥瑞动物崇拜、以南为尊的方位观念、阴阳五行思想和天文、神话等因素相互融合演变而来的。四神所组成的方阵具有守四方稳定的功能,但又常常被拆分开为两组,分别赋予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汉墓出土的铜镜上常见有「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爵(雀)玄武顺(制)阴阳」的铭文,十分明确地安排了两组神兽的不同分工。青龙和白虎主要承担着「辟不祥」的任务,且二者的协作关系极为密切;朱雀与玄武则侧重于「顺阴阳」,二者的对应关系相对比较松散。7 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朱雀和玄武主制阴阳,那么相应图案形象便可以用八卦中代表阴阳极数的「干」「坤」卦象替代,从而将传统的四神图案转化为康熙「渊鉴斋」玺这样的图案组合。
当然,康熙玺印中的这种图案组合所要表达的意象恐怕还远不止此。我们知道,中国阴阳八卦所蕴涵的信息是极为丰富的,「干」「坤」卦象不仅是阴阳的代表,同时也是天地的象征,更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康熙皇帝将他的玺印由最初的四神图像组合转化为天地龙虎的新样,稍作变更便产生了更为丰富且不同的意义,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或许包含了他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令人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天地之中唯我独尊的帝王恢弘气象。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中,带有此种设计图案的玺印寥寥无几,只限于他自己的名号「体元主人」和自己的书斋「渊鉴斋」两种而已。这也反映出「渊鉴斋」对于康熙皇帝的重要意义。
在整个清代的皇帝玺印中,只有康熙皇帝的这几方印玺采用了天地龙虎这样的图案组合设计。与康熙此玺印文布局理念一样的皇帝玺印目前所见只有雍正皇帝的一方「谦斋」椭圆形玺,那是雍正帝为皇子时期制作的。与康熙此方「渊鉴斋」玺乾坤龙虎图案相比,雍正帝的「谦斋」玺上下阴阳部分的卦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康熙玺中的上「干」下「坤」卦象位置换成了上「坤」下「艮」卦象,弱化了康熙原玺中的绝对权力意义,这可能与此时雍正皇帝还只是一名皇子的身份有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康熙此方「渊鉴斋」玺印文图案组合所蕴含的深层权力意识,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康熙皇帝权力的象征符号。
三、「渊鉴斋」玺印钮与康熙时期的寿山石雕刻艺术
对于寿山石雕的历史而言,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极为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多文人关注、参与寿山石雕艺术活动,皇帝对其亦特别垂注,使其成为一个参与者层次广泛,人员众多的艺术门类。加之福建一带文人荟萃,文化发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匠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创新,使得福建寿山石雕从一开始便站在了一个极高的起点上。而在寿山石雕刻历史上,康熙时期则是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康熙朝是寿山石开采和雕刻的高峰时期。「明崇祯末,有布政谢在杭尝称寿山石甚美,堪饰什器。其品以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然未之见也。久之,有寿山寺僧于春雨后从溪涧中拾文石数角,往往摩作印,温润无象,故名不大着。至康熙戊申,闽县陈公子越山,忽赍粮采石山中,得妙石最多,载至京师售千金。每石两辄估其等差,而数倍其值,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亲王恢闽以来,凡将军督抚,下至游宦兹土者,争相寻觅。」8 寿山石的大量开采,为寿山石雕刻的繁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杨璇、周彬、王矞生、魏开通、董沧门、许旭皆以寿山石雕刻名闻当时,尤其是杨璇、周彬更是以雕刻印钮闻名。杨璇之钮,集玉玺、铜印之精华,独树一帜,卓然成家,其兽钮雕刻更是名震当时。周彬之钮善于抓住特征,大胆夸张,有「尚均钮」之称,其作印钮,喜于印周刻锦边博古纹饰。他们的作品流传甚广,也为宫廷所收藏。
其次,康熙时期出现了宫廷寿山石雕刻的首个兴盛阶段。随着寿山石的大量开采,知名度的提升,寿山石也通过地方官员的进献进入宫廷,成为宫廷雕刻的原材料之一。依托宫廷造作的雄厚实力,加之皇帝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技艺高超的宫中匠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努力,宫中寿山石雕刻在汲取同时代的牙雕和木雕技法的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显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这从现存康熙和雍正皇帝御用玺印的印钮雕刻中便可窥其时代面貌。9 而这些面貌在此方「渊鉴斋」玺的印钮雕刻中也有充分体现。
此方「渊鉴斋」玺采用红白相间的寿山石制作,是康熙时期典型的寿山石印材。印钮上的瑞兽大胆夸张,筋力遒健,给人以神秘之感。毛发行刀流利,刻画细密,神态栩栩如生,具有宫廷丰腴华茂气象,显然是由造办处工匠在宫内雕刻。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熙时期的印钮雕刻风格相一致。美石与巧工相辅相成,显示出宫廷早期寿山石雕刻的水平。
综上所述,此方「渊鉴斋」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作为康熙皇帝园居时的书房,渊鉴斋与康熙时期的文化活动密切相关,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挥毫染翰的地方,「渊鉴斋」成为康熙时期非常少的刻制了相应殿名玺的宫殿之一。此方「渊鉴斋」玺无论是印面设计还是印钮雕刻,都反映出康熙皇帝的思想意趣及其时代风貌,在康熙御用玺印中可谓独具匠心。
1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6,北京,1994年。
2 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就曾做过《拟上赐廷臣〈古文渊鉴〉,群臣谢表》的应制文,其中有「缘御斋以为名」之句,表明其对渊鉴斋与这些御选著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3 [清]章梫,《康熙政要》,卷1,北京,1994年。
4 [清]胤禛编,《圣祖仁皇帝圣训》,卷5。
5 韩琦,〈蒙养斋数学家陈厚耀的历算活动—基于《陈氏家乘》的新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卷,第3期,2014年,页298-306。
6 [清]高士奇,〈蓬山密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8册,北京,2006年。
7 牛天伟,〈汉代「四神」画像论析〉,《南阳理工学院学报》,卷5,第2期,2013年3月。
8 [清]毛奇龄,《后观石录》。
9 郭福祥,〈皇帝玺印与清早期寿山石雕刻艺术〉,《明清论丛》,第4辑,北京,2003年。

印文:《渊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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