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5030 清雍正 玫茵堂典藏珐琅彩粉彩「平安春信」图碗

估   价 RMB 12,000,000-20,000,000
拍卖公司:北京保利
拍卖时间: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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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详情
分类: 瓷玉杂项--陶瓷器
创作年代:清雍正
尺寸: 直径11.9cm;约0.00平尺
著录
《中国陶艺》, Margaret Medley,纽约,1976,页193
《玫茵堂中国陶瓷》,康蕊君,伦敦,1994-2010年,卷2,编号958「大清雍正年制」款
备注
Bois家族旧藏
罗斯柴尔德家族理事、蒙特信托收藏创始人Vivian Bulkeley-Johnson先生旧藏
蒙特信托基金会旧藏
展览
「清代艺术展」,东方陶瓷学会,1964年,编号209
「蒙特信托基金会收藏展」,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1970,编号117
「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大英博物馆,伦敦,1994年
「Evolution to Perfection-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Sporting d’Hiver,蒙地卡罗,1996年,编号183
本品珐琅彩粉彩碗为专场之隽,纹饰寄冬去春来天地双安之意。碗直口,弧腹,外壁曲线极为柔和、唯美,至底内收,承接圈足,底足修胎完美,胎质细洁致密,外壁以洋彩绘就梅花、南天竺、水仙,别具匠心。外壁下侧绘就一对憨态可掬鹌鹑相伴,色彩绚丽,填色工整华贵。尤鹌鹑、洞石绘就之彩,其瓷胎画珐琅之质感有明显别于粉彩之效,底施白釉,正中青花双圈内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本品外壁通景式构图绘饰图案,画面疏朗恬淡,简洁凝练,其南天竺枝叶舒展,果实累累,水仙芬芳吐艳,花姿招展,枝条上缀以花苞,盎然生机。石前一双在草丛中觅食的鹌鹑,瞠目尖喙,趾爪翎羽皆刻画细致入微,毫发毕现,形神俱佳,正所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两鹌鹑一俯一仰,静中寓动,鲜明地表达了该画的主题,巧妙的构图既不显得迫塞,亦不空虚,创造了一个不被惊扰的安逸的小世界。且成双出现的景物,多有祝福父子、夫妇、弟兄、君臣双安之意。
珐琅彩器,指在养心殿御作坊制成的彩绘瓷、铜及料器。养心殿毗邻帝王住处,便于圣上直接检察成品。康熙时期,欧洲艺匠进宫谒见,推动珐琅作的成立及新色研发,宫廷御作遂在江西景德镇烧制之白瓷上绘珐琅彩料,制作精致华美的御瓷。作坊临近宫廷画院,中外画师也曾奉命在器上绘图添彩。考诸文献,制作珐琅彩瓷在北京有三处;一为故宫内「启祥宫」的「如意馆」;另为圆明园;再为怡亲王府。其作品彩料透亮,纹饰清晰,尤其是人物、动物描绘点染具有西方油画的三维效果。其写实之风,或受如效力于康雍干三朝的郎世宁(1688-1766)等西洋宫廷画师影响,彩瓷绘饰甚具洋风,着重模仿自然,以光影明暗营造质感、深度及透视,是专门为皇帝烧的御用瓷,存世稀少,尤显珍贵。就款识而言,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常见落「雍正年制」四字料彩款,此类为上述绘于宫内珐琅作之品,而本品碗则为「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虽此种落款多见于雍正普遍御窑器上,但遍阅资料,亦可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数例珐琅彩瓷亦落此类青花款识,可见外黄釉内珐琅彩瓷盘一套;由此说明,雍正时期珐琅彩瓷的制作,除景德镇白胎送至宫内上彩之外,另有成瓷并落款识者,再施以珐琅装饰。
雍正皇帝曾多次下旨,亲自监督并指点其珐琅彩瓷烧造,由此可见雍正帝意下创作的并不是一般的工艺品,而是结合他手下顶尖的画师与书家,来创造一件艺术品。因为他如此严格的要求,才产生了瓷器史上前所未见的精美图画及书法。诚如此碗,其上以精湛的笔法工笔绘出梅花、洞石、鹌鹑,整图布局舒朗有致,图画婉转而生,时而乍然转折,却总与碗形相得益彰,充分表现画家功力。其展开图,便有如一幅章法严谨有度的手卷,如同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进御、赏玩之绘画臻品。
此碗的纹饰描绘,以突破传统的粉彩与珐琅彩相结合的方式绘就,通过对雍正时期珐琅彩瓷与粉彩瓷的艺术风格、造诣等不同制瓷特点,望可初探其制作源由。本品之洞石由蓝料彩加以墨彩描绘,观之极富「青绿山水」之绘画艺术风格,侧面印证了此碗的画意直接取自宫廷画师之笔法。且所绘洞石皆呈一高一低之势,高矮错落,如有长幼尊卑之意。可见众馆藏雍正珐琅彩器上之洞石绘法雷同此法。雍正珐琅彩沿袭康熙之作,绘于其上的洞石又是否有敬祖、尊卑之意呢?可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若干例雍正珐琅彩作品,其洞石绘画笔法与本品如出一辙,皆以蓝料彩为地配以墨彩绘就轮廓,洞石嶙峋错落,可较一例【清雍正 珐琅彩黄地芝兰祝寿图盘】,上绘洞石兰花配以诗文;再较一例【清雍正 珐琅彩孔雀图碗】,此碗外壁绘就海棠、玉兰及翠竹,配以孔雀绶带鸟穿于期间,下绘洞石;吉祥动物与花卉的组合亦呈现眼前,是如本品构图异曲同工之妙。本碗鹌鹑以赭墨彩描绘,亦为雍正珐琅彩中极为罕有的用彩方式,其艺术美学近似于铜胎画珐琅质感,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一例【清乾隆 黄地铜胎画珐琅鹌鹑图小瓶】可较其鹌鹑笔法与用色皆为赭墨之色,是为雍正、乾隆御用赏玩器中承上启下之例。再较本品之苔草的绿彩描绘,细观之其粉质感凝厚,点彩堆垛之立体感突出,是为雍正画珐琅之另一典型特征。同类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多见雍正珐琅彩瓷上之苔草画法,与本品如出一辙;另可见一例,玻璃胎画珐琅器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例【清乾隆 玻璃胎画珐琅秋郊课子图小瓶】,其绿料苔草之点染之法与本碗画意一脉相承。胭脂红用彩亦极为考究,因胭脂红料中含有纯金作为作色剂,故烧造后之色极为柔美,更富有色阶变幻,极具立体感,是如本品绘制梅花花瓣皆采用胭脂红料,表现出桃花甚为粉嫩之效;此碗外壁亦用粉彩描绘梅花、水仙,或许是因珐琅料彩太过鲜艳,而粉彩在加入玻璃白后方可呈现出其色阶渐变质感,用其描绘花瓣、叶脉观感更为柔和,曼妙,更符合雍正帝对于唯美的美学高度。而天竺侧采用矾红,亦非珐琅,更因其矾红所展现的明暗分明变化,更胜珐琅,并符合院体工笔花卉的绘画特点,想必在雍正帝心中,这繁复的采用多种施彩工艺相结合,而创生出的艺术,在各自绘画题材上皆采取最为合适的施彩用料,从而结合出的一件「完美」艺术品,方可符合他极为苛刻的美学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喜用动植物的谐音来表达事物和心愿,鹌鹑纹饰始于宋代,流行于明清。尤其鹌鹑的羽色主要是白色,在宋代具有祥瑞的象征,徽宗时“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奏无虚日,史不绝书”,以丹青画笔描绘各奇异者,累积成《宣和睿览册》,其中第四册便是“凡所得纯白禽者,一一写形”。宋代画过鹌鹑的画家有宋徽宗、崔悫、赵昌、李安忠等人,其中尤以李安忠最为有名。李安忠所绘的鹌鹑,均采用对角线的构图,画一两只鹑并配以点景的花草,借鉴了“一角半边”式的构图是其最显着的特征,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野菊秋鹑图》册页和《野卉秋鹑》册页,现藏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的《鹑图》团扇等。
鹌鹑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出现,是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自北宋政权初建立便未有安稳之刻,屡屡受到辽、金和西夏的威胁,战火频频。到北宋末年,宋朝的江山更是岌岌可危,而南宋只能偏居江左,苟且偷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祈求“安和”、“安居”的愿望自然十分强烈,宋代的画家,只是通过绘画为所有人代言了这种愿望。因“鹌”与“安”谐音,故而鹌鹑成为了艺术创作的主题。
时至清代,鹌鹑依旧是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本品【清雍正洋彩“平安春信”图碗】即表现出雍正帝对“安定”的祈愿。雍正帝在位十数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干夕惕”,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可这样一位“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却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备受争议,一生囿于此。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其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正如雍正自己所言的“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在雍正帝在位的时期,其所推行的革新与整顿吏治,必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故而具有安和、安定之意的鹌鹑图案,受到了帝王的喜爱。
清雍正二年(甲辰,1724),郎世宁绘《嘉禾鹌鹑图》(绢本设色,纵50.3厘米,横48厘米,现藏于吉林大学),其使用西洋绘画技法,写实得表现了花叶旁的一对鹌鹑,本品可能亦受到此图的影响,融合宋画意境与洋彩用料的立体感和微妙色泽于一器。
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作《弘历平安春信图》,图绘在青竹、寒梅以及湖石点缀的田园环境中,两位身着汉装的男子正在以梅枝相递送,其典雅高贵的举止与优雅的环境相得益彰,情景交融之中加深了画意。据乾隆皇帝晚年所题「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而知,此图表现的是乾隆皇帝弘历年轻时的画像。图中唇部无须,脚着红鞋者便应该是十余岁的弘历。作者虽然在画幅上没有落名款,但是据乾隆皇帝的题诗可知,画像当出自郞世宁之手。父子二人共赏梅花,给人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其乐融融的景象,让人感到严肃的宫廷生活中也有寻常百姓家的天伦之乐。此幅构思新奇,画中一老一少分别为雍正皇帝胤稹和当时尚为皇子的宝亲王弘历,两人均着汉装,富有生活气息。人物姿态各异,一高一低,共持鲜花一枝,背后衬以小竹二竿, 弘历一手搭在竹竿上。观之细处,近处湖石玲珑,伴以翠竹桃花,景色清幽。翠竹及人物面部以西画笔法,刻画入微,而衣纹却用中国传统的笔墨勾线,加以晕染,亦显质感。图画背景以清代宫廷画作中罕见的蓝色为地,其上之湖石画法玲珑剔透,其石品之瘦、透的中国传统文人美学对于赏石的追求,于其画上淋漓展观。像极了本品珐琅碗之上,有似「青绿山水」的继蓝瑛之后,四王山水之画意的嶙峋洞石。「平安春信」绘于纸上,许是郎世宁奉命于雍正帝之作,在此无从考证;雍正皇帝对于「平安」、「祥瑞」的吉祥安慰,甚至高过清代任何一位帝王,对于在位仅十三年的雍正皇帝来说,在经历了九子夺嫡,在位大兴改革,更到离奇去世,其心中念望的,想必便是对于一国之君来说最为难得的「平安春信」了。
本品之鹌鹑寓意平安与安和,更绘水仙、南天竺、洞石,合成「天仙拱寿」之美意,为雍正皇喜爱的题材。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胤禛行乐图》册页之「书斋写经」图中,雍正皇帝着汉装闲坐书斋,展纸写经,其门外正是天竺、水仙与迭石,布局与色彩和本品主题纹饰非常相似,可以推知本品所依粉本即源于此处。该册页所绘十六处场景多为现实写照,参考相关史料对比,可认定此处所绘应为圆明园内一所书斋,是为胤禛登基之前依照明末文人公认的标准去设置的,不独对室内布置考究,亦十分注重营造室外的观赏景物。可以想象当年雍正皇帝对门前此番赏心悦目的景致是何等喜欢,以致让宫廷画师照此设计图样,交由御窑厂的画工临摹于其御瓷之上。

本品为美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理事(Director)Vivian Bulkeley-Johnson先生旧藏,其组织的蒙托信托基金会(Mount Trust)递藏本品。同品近似者极为罕,于本品一致之碗类仅见两例;瑞士鲍尔收藏一例,与本品如出一辙,唯口径略小于本品(口径为10cm,本品口径11.9cm),应为同一时期作品,落款亦为青花款,于本品一致,著录于《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Vol.2, John Ayers,页114,图版227。克拉克夫人(Alferd Clark)旧藏一例,后售出于伦敦苏富比,1975年3月25日,编号138,其尺寸亦略小于本品(口径为10cm)于上述碗口径相同,与本品同曾展出于英国陶瓷学会。上述两例碗之纹饰布局较本品有略微差异,本品绘于天竺旁之梅花盛开,而上述碗则绘就含苞待放之态,整体画意布局较本品更为紧凑。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例盘,其绘画亦为平安春信图样,学者定为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应为珐琅彩作品,底部落双方框内「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直径13.3公分,为著名藏家Avery Brundage旧藏,著录于Hugh Moss《御制》,图版61。另可见一对盘,绘珐琅彩「平安长春」纹饰,于本品主题一致,为芭芭拉霍顿(Barbara Hutton)旧藏,曾与1956-57年展览于夏威夷,编号24,后售于1971年7月6日,编号248与1974年7月9日,编号411。本品碗之梅花花卉,虽以粉彩绘就,但于同类雍正时期珐琅彩瓷绘就方式亦如出一辙,见一例雍正珐琅彩过墙梅竹诗文盘,其梅花及其虬错枝干画意可与本品作参,售于香港佳士得,2002年12月27日,编号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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