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7291 金 “通州行尚书六部叁万贯会子”铜质钞版

估   价 RMB 2,200,000-4,000,000
拍卖公司:中国嘉德
拍卖时间: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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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收藏品--邮品钱币
创作年代:金
金 “通州行尚书六部叁万贯会子”铜质钞版(235mm),珍,美品
235mm

金代“通州行尚书六部叁万贯会子”铜钞版
西安 戎畋松
  金代交钞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纸钞作为金代的主流货币,从发行到消亡历时八十余年。在出现的金代铜钞版中,新见一块“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铜钞版(见图),甚为特殊,其整体为几案式,背面有四个短柱足;通长235毫米,宽110毫米,厚14毫米,柱足高28毫米。据传此钞版早年出于通州一带河道中,通体附有夹砂硬锈,十分坚硬,用利器在背面剔锈后,可见地章呈鸭蛋青色。其正面字文较为漫漶,有个别字迹不清,难以识别。版首贯例为“叁萬贯”,外栏四周为花鸟纹饰,栏内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自右向左为四行直书:“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
  中部正中为直书大写面额“叁萬贯”;左右两侧为直书“字料”、“字号”,下方分别为横书“捌拾”、“足陌”字样;其“字料”上方有一凹槽,可放置活字。
  下部长方形竖栏内自右向左有直书文字七行,内容为:“奉,行元帅,均旨印造会子视交钞同见钱于中都通州倒换交钞,流转使用,如但有阻币并伪造者(斩),赏钱壹伯萬贯,照依律令治罪□符。贞祐三年十一月,日令史(押),印造使(押),副(押),库子(字押),通州行六部(字押)(押)(字押)”。
  从钞版文本透露出的综合信息来看,首先是钞首贯例为“叁萬贯”,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古代钞券版模中使用面额最大者,也是首见孤品。再就是“字号”中的“号”字为简体,此写法殆为当时俗书,而正规用字似应均以繁体为准;“并”字亦然,虽不算简体,但在正式行文中一般多用“並”字。栏目中的“捌拾足陌”为横书,“捌拾”两字为大写,一般均为小写“八十”。金代定制以八十足陌,且多在面额下直书。另外,字文中没有常例惯用的磨损后许于纳旧换新及所剋工墨钱的表述;尤其是“如但有阻币并伪造者”的处罚律令后面漏缺一个“斩”字。是时,交钞已改名为“宝券”,离此钞版的铸制时间亦不过数月,而且还在继续使用。而此钞名却有悖于金制,系仿用南宋纸币“会子”名称。那么,通州作为京师中都的漕运通道和门户,又为何要用他国纸币名称来印造钞券呢?甚至仍按旧规去“倒换交钞”而不是“宝券”,这其中必有缘故。
  按钞版上的通州地名,金代隶属中都路,所辖一府十三州,通州治所在潞县(今河北通县);其地理位置东与蓟州(今天津蓟县)接壤,北和顺州(今河北顺义)为邻,南与漷阴(今河北通县东南)、香河(今河北香河)交界;是为国都近畿。自金海陵王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这对于加速女真的封建化进程以及与汉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都作为金迁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品贸易也随之得到较大发展。朝廷在此设有“市令司”,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并推行商税法,使财政收入得以保证。正隆时中都还设有宝源、宝丰两个铸钱监,开铸铜钱以供市用;而铸钱之前设置的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则属于尚书户部管辖的印钞机构,分别掌管诸路交钞的监督印造及检勘换易事宜。贞祐二年(1214年),因通胀剧增,使得交钞面额过大、流通受阻,朝廷只好将印造权下放到地方;在此期间,中都路辖属的平州(今河北卢龙)、通州、顺州、蓟州等地曾经设置过“随处交钞库抄纸坊”,以便于提供分路印钞用纸。贞祐三年,当蒙古军陆续攻陷占领这些州府与中都后,所设抄纸坊亦随即罢之。
  钞版中出现的机构有“行尚书六部”、“行元帅”、“令史”、“印造使”、“副(使)”、“库子”等,按金代官制,尚书省是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尚书令总领纪纲,下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属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属右司。六部官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金熙宗天眷年间颁行新定官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旧制,左右司与六部分治,六部变成独立机构。到了金末,各地多置行尚书省、行六部,可谓开后来行省制之端绪。都元帅府本是军事最高机构,“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金史•百官志》)。”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为丞相所兼,或由皇室子弟为之。金熙宗时在全国实行三省制,采取以相位易兵权之法,把都元帅权力收归朝廷。金代晚期,不仅朝廷设有枢密院和都元帅府,诸路各地也因战争所需设有行元帅府,主持军事;行元帅、权元帅多由地方最高长官兼而任之。
  至于钞版中的“行”字,这是个会意字,可引申为行走、行在、通行、执行等。南宋会子上就有“行在会子库”字样,“行在”即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专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亦表示为天子所在的地方。金代官制规定,凡“散官高于职事者带‘行’字”;行尚书六部、行元帅均旨,通州行六部,有着所在机构派出职官行使权力之意,抑或指地方替代上述机构来执行命令。钞版上的令史,隶属尚书六部下设之吏员,品级虽不高,但在金代颇受重视;尚书省和御史台、元帅府的令史人选大多启用一些有功名的士子来担当。印造使、副(使),即印造钞引库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隶属尚书户部管辖,主要“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金史•百官志》)”库子,是为掌管交钞库“受纳钱数、辨验交钞、毁旧主簿历”的吏役。
  其面额为“叁萬贯”,如此之大额前所未有,这可能是根据当时剧增的通货膨胀而制定。早在贞祐二年二月,因为交钞严重贬值,“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金史•食货志》)”尤其是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之后,河北正处于战乱之地,富户及商民为避祸多随之去了河南,一时钞贱物贵,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原本作为国用及军需必备的交钞,愈发显得流通受阻,乃至“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到了贞祐三年四月,大额交钞早已贬值的形同废纸,市易多用现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无奈之下,又权禁用现钱,强制推行不予兑换的交钞作为社会经济的主流手段,其结果反而使得铜钱通过私下途径大量流入宋境。七月,交钞改为“宝券”后,先是不限路分,后又提出“令宝券路各殊制”,实际上就是将印造权重新下放给地方路、府。如此一来,无限制印发的结果,使得宝券行用不久便再生壅滞,于是开始变更钞名,进入新钞不断发行、不断贬值的恶性循环之中,直至金亡。
  对于当时滥发交钞而又屡变律令造成的流弊,南宋吴潜在理宗诏求直言时,陈述了九件事,其八曰“楮币当权新编以解后忧”中建议,行钞应以金朝亡国教训为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国毙矣。”金降臣耶律楚材也曾与元太宗窝阔台论及“有于元者,奏行交钞”时说:“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惟易一饼。民力困竭,国力匮乏,当为借鉴。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由此可见,金晚期滥发纸币而导致的贬值、暴跌,以及恶性通胀对整个社会基础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
  钞版上的纪年为“贞祐三年十一月日”,在目前所知的金代钞版中,年号后直接添加年数者有之,而加带上准确月份的却不多见。现仅从贞祐三年以来大的时间段来看,就足以说明一些关于此钞版的铸制归属问题。据史载,正月,蒙古军在石抹明安率领下进抵通州,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开城投降,接受石抹明安节制,仍被复以其原职任用。四月,“罢都南行尚书六部。侯挚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胁从之党,募能杀获七斤者,以其官官之。(《金史•宣宗本纪》)”五月,蒙古军围困中都,负责守城的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自杀殉国,左副元帅平章政事抹捻尽忠弃城南逃,中都沦陷。七月,“诏尚书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运司兼之。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
  如果仅从钞版上的文字内容来分析,在确定了纪年月份以后,关键就是时间节点,以及“通州行尚书六部”、“奉行元帅均旨”、“印造会子视交钞同见钱”等内容。是时,蒙古军已攻陷中都半年有余,近畿州县也几乎均为蒙古军占领,而通州更是降蒙时间已近年;对于整个河北来说,中都路已被蒙古军控制,两翼的河北东、西路正处在蒙古军的军事打击之下。虽说蒙军攻城陷地后多以掳掠人口财富为主,通常是达到目的后即行退兵而去;但在战争状态下,金廷的赋税收入极为蹇促,即使再急需军备物资的购置,也不具备在争战地区印造纸币的条件,何况是沦陷已久的通州。如再从此钞版实物上去判析,其形制稍显轻薄,制作相对较为粗糙,且字文句语中有疏漏现象,印钞机构职守也较常规简约,让人有种应急使用的感觉,故对于此钞版为金代正规官版铸制的说法尚待商榷。
  从这块“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钞版文字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大致可看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尤其是钞版上的“奉行元帅均旨”、“贞祐三年十一月”以及“中都”、“通州”地名,进而又可从中引申出一些关键的历史人物和当时发生的事情。据史载,在蒙、金战争中,叛金降蒙的官吏不在少数,包括一些在朝廷中握有权柄的人物,但这些人大多与中都和通州被蒙古军占领后的留驻无关;如此也就与这块钞版的铸制无关。而与此有关联的主要人物,似乎只有石抹明安和蒲察七斤二人。
  据此,回过来再看这块出于通州故地的钞版,其名称为“会子”,按照常规,此时交钞早已改名为“宝券”,其名称当相应随之,或另有称谓才对。可是这块已表明“同见钱于中都通州倒换交钞,流转使用”的钞版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反而去用邻国南宋纸币的名称呢?如果从时间节点上推断,是时占领中都的为石抹明安,其所率军队的战斗力甚强,所需军费也十分浩大;而蒙古军的掳掠政策,是不能满足长期留守政权的费用支绌,只有自己广开财路,增加税赋,方可保证执政的正常运转和军队的巨额开支。是时,通州仍由降蒙的副元帅蒲察七斤驻守,且受命于身兼蒙、汉军兵马都元帅石抹明安的节制,此二人的元帅官职,符合钞版上的“奉行元帅均旨”称谓。虽说通州原有的“随处交钞库抄纸坊”已被金撤销,但留存下来的作坊和技术等还是有足够条件可加以利用。为了能够得到军需物资的补给,以及疏通漕运以利中都安定,自行铸制钞版来印造纸币也就有了某种可能。综合来看,此钞版极有可能是由占领中都的石抹明安指令实施、抑或直接由留驻通州的蒲察七斤所为。
  那么,钞版上除了会子名称外,为何还要用金宣宗的贞祐年号呢?揣度下来似有这样的两种可能:一是用此名称来迎合民众行用钞券的心理习惯,比如按金原有的老规定:“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金史•食货志》)”况且当时南宋还未与金断交,而又时常与蒙古军有所来往,惟采取中立态度罢了。此时若仿用“会子”名称来印造钞券,从情理上讲,较为符合民间和市场的交易认可。二是蒙古成吉思汗立国后自称“大朝”,尚未建元年号,只是采用干支、生肖纪年;更何况通州自归附蒙古军以来,还未满一年,而金之失地又时有战事发生;在无新年号之前,民间仍惯用已知年号,故采用原有旧年号来铸制钞版,对于钞券的流通使用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这块“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钞版的综合分析,以及对金晚期社会历史背景的梳理,有理由认为,虽然蒙、金双方早已互为敌国,但降蒙后仍驻守通州原地的将领蒲察七斤,其或受命于石抹明安,或自行铸制钞版来印造“通州会子”纸币,以图解决军需物资匮乏的实际困难。这种名为会子的纸币,大概也是无钞本保证、无数量限制、无面额规定的临时性钞券,可能只是根据当时的通胀情况而随意定夺,其流通区域也仅限于管辖范围内,应属于地方性流通纸币无疑。
  此钞版的深层次意义在于开了地方自主、自行印造钞券之先河,也为金亡后直至元世祖建元前的过渡期货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时,辽西、辽东、河北之地大多沦陷,中都路所辖大兴府、涿州、顺州、蓟州、通州等地也都被蒙古军占领,金人原有的纸币已不能再流通使用。由于受宋、金货币制度的影响,占领区内的地方政权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沿袭仿用宋、金旧法,或以丝、银、钱等为钞本来界定发行纸币。总之,金代钞版是研究其纸币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钞版上的文本信息内容,大致可梳理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概况,以及钞券的发行流通动态和从规范有序到混乱消亡的过程。这块“通州行尚书六部叁萬贯会子”铜钞版的发现意义重大,尤其是“贞祐三年十一月”这个时间节点,揭示了蒙、金战争中通州失陷后的一些迷惑解读;同时,也印证了地方开始自行印造钞券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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