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133 清雍正 粉彩凤凰牡丹纹盖瓶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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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北京中古陶
拍卖时间:201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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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详情
分类: 瓷玉杂项--陶瓷器
创作年代:清雍正
尺寸: 高135cm;约0.00平尺
备注:
1.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旧藏
2. Jorge Welsh 旧藏
3.《佳士得图说中国陶瓷史》 牛津出版社1984年出版P250
4. 《D.F.LUNSINGH SCHEURLEER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出版P79
5. GEORGE C.WILLIAMSON 旧藏 《THE BOOK OF FAMILIE ROSE》出版 Pl.LVII

这对清雍正粉彩凤凰牡丹纹盖瓶通高1.35米,造型规整,给人以雄伟挺拔之感,胎质洁白细腻,周身以粉彩和珐琅彩料绘制凤凰牡丹花鸟图案,画工精细,色彩艳丽而清逸 ,和雍正官窑粉彩如出一辙。细观此瓶,瓶身主体两面均以粉彩描金绘制一只凤凰,或站立或栖息在珐琅料绘制的大石之上,大石旁牡丹绽放,周边以粉彩绘制满树梅花,枝头上双鸟嬉戏。整幅画面动静结合,整体设色素雅,以明艳点缀,瓶身最饱满处大量留白,与雍正时期的粉彩官窑画面特点相符。

在国外,这种体型硕大的花瓶通常被称为“士兵”或“龙骑士”花瓶。这个名字来源于两个奥古斯都强者之间历史性的交换事件。1717年,奥古斯都二世,一个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者,与威廉汉姆一世做了笔举世闻名的交易,用600名当时最强悍的萨克森尼“龙骑士”,换了151件中国的瓷器大瓶。显然,奥古斯都特别喜欢这种花瓶。而在中国,按照我们认知的中国陶瓷史,超过1米高的大瓶极难烧造,清代官窑在光绪年间方烧制成功。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中,清乾隆“瓷母”大瓶号称为最高的瓷器,也仅为86cm。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成功地烧制出高达1.5米的大瓶,全市兴高彩烈地游街庆祝。因此,由此瓶可见雍正朝时瓷器烧造工艺之高,也改写了中国陶瓷史关于超过1米高大瓶的烧造时间。

此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定烧收藏,后由英国著名古董商Jorge Welsh从其家族成员手中购得,传承清晰可查。

美瓷出东方—— 雍正粉彩凤凰牡丹瓶的启示
北京中古陶拍卖有限公司在本期秋季拍卖会上隆重推出一对造型雄伟、美轮美奂的雍正粉彩外销瓷凤凰牡丹纹大盖瓶,出自赫赫有名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旧藏,无论是高达1.35米的巨制,还是生动华美的彩绘,还有传奇显赫的来源出处,都反映出处于鼎盛时期的清代外销瓷辉煌的艺术成就,这也是迄今为止,出现在国内拍卖会上级别与品味最高的外销瓷杰作,为我们重新认识外销瓷的历史意义、艺术地位与收藏价值,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三个中西交流的高峰
毫无疑问,瓷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人类物质文明文化中的辉煌一页。近百年前,许之衡先生在《饮流斋说瓷》中就说:“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周书》载:“神农作瓦器。” 明人罗颀的《物原》也载:“神农作瓮。”,可见中国的陶瓷艺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进程一直发展到今天,是一个绵延了八千余年的世界奇迹,这其中汇聚与累积的文化智慧与艺术巧思,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中国最晚在汉代就已经烧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随着汉武大帝凿空西域,中国瓷器随即走上了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丝绸一样,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土发现的汉代低温釉陶器说明,瓷器外销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始了。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晚唐五代至宋之间,这一时期以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为主;宋至明初是瓷器外销的第二个阶段,以龙泉青瓷、建窑及吉州窑黑釉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为主。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首次颁布海禁令,直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隆庆帝才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民间的海洋贸易正式合法开放,欧洲至东方航线相继开辟,触发了第三个外销瓷的贸易高潮。
1602年与1604年,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来的葡萄牙商船雅格号 San Yago 与凯莎琳娜号 Santa Catarina。他们随即将船上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进行公开拍卖,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拍卖,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富商巨贾,都无法抗拒这些来自神秘遥远的东方中国瓷器的魅力,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法国皇室也争相购入整套的餐具,短短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着《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500万盾”。无论是美轮美奂的东方珍宝,还是令人咋舌的巨额利润,荷兰人的中国瓷器拍卖迅速震撼了整个欧洲,很快,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财富的目光投向了远东的中国瓷器。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相继模仿荷兰人,纷纷成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利润丰厚的瓷器贸易,蜂拥而至的订单,催使景德镇的生产规模与技术日益提高,俨然成为世界贸易最重要的制作中心之一;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干隆时期,青花、粉彩和珐琅彩瓷的烧造达到历史上的顶峰,仅在十八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瓷器输入欧洲的数量,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在8000万件以上。如瑞典于1731-1813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在1766 -1786年间装运了超过1100多万件中国瓷器前往瑞典,足见当时外贸瓷交易额之大了。

盛清送给世界的礼物
直到1710年之前,欧洲还无法制造出真正的瓷器,只能从中国进口。无论是高雅宁静的青花,还是华美艳丽的粉彩,中国瓷器为欧洲带来的是更多关于富饶神秘的东方的遐想。马可波罗笔下种种关于这个遍地香料和奇珍异宝的东方乐土传说,似乎在瓷器晶莹迷人的光泽里显得更加引人入胜,在许多著名的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绘画作品中,也经常能看见中国瓷器的倩影。中国瓷器带动的“中国风”狂热,在十八世纪达到了顶峰,上等定制的瓷器不但受到欧洲上流社会与皇室贵族的格外珍视,还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记录在案,是彰显财富、地位与品味的象征。中古陶拍卖推出的这一对粉彩牡丹凤凰纹大盖瓶,从雄伟壮观的尺寸与精细华美的品质来看,必属此类高级定制瓷无疑,由于尺寸巨大,烧造难度极高,而且运输不便,故非常稀有,一直是欧美上流社会人士趋之若鹜的奇珍,用于装饰豪华的宅邸,如美国棕榈泉一位重要收藏家珍藏的一对尺寸相若的乾隆粉彩人物大盖瓶(图五),制作年份略晚于中古陶拍卖的一对,它们均属于著名的“士兵花瓶”一类。“士兵花瓶” - Soldier Vases - 的称呼来自两位欧洲君王之间一段奇异的交易。1717年,狂热的瓷器爱好者波兰大力王奥古斯都二世 (1670- 1733) 以600名骑兵“龙骑士”的代价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 - 1740)交换了151件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均为高度尺寸超过1米的作品,被用做装饰他的皇宫中最私密的“塔楼” - 瓷器厅,此后,这种体型高大壮观的中国花瓶就被昵称为“士兵花瓶”。影响所致,我们看到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皇宫的南殿里、柏林的夏洛腾堡宫里也全部陈设着这种华贵壮观的“士兵花瓶”。甚至是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都会被小心翼翼地加上各种专门定制的华美昂贵的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例如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更是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十七世纪的中国正经历一个王朝更迭的巨大转折,而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却在明御器厂辍烧开禁和海内外订单暴增的机缘与刺激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在生产规模、技术、品质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改善,这为清代康干盛世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熙晚期从珐琅彩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粉彩,更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技法和效果,受到了海内外市场的广大欢迎,以此对富丽堂皇的凤凰牡丹大盖瓶为典型代表,画意为传统中国纹饰“五伦图”,在风和日丽、繁茂似锦的花草丛石间,禽鸟们羽毛鲜丽、意态安详,整个画面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和谐安宁的东方式情趣,特别是主角凤凰的颈部羽毛经过仔细处理,如华美灿烂的流苏般散开,敷彩细致清丽,是雍正独有的艺术风貌,体现在体量如此巨大的造型上,充分显示了十八世纪景德镇制作的出口瓷在窑烧技艺方面的炉火纯青的水平,造型之精美、品质之精良、绘笔之精细让人叹为观止。

结语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物质交流,在盛唐八世纪通过陆地丝绸之路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中国的丝绸独领风骚;在盛清十八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第二个高峰,则是中国的瓷器称霸全球。传承凝聚了中国八千年火与土的智慧与品格,它们堪称早期全球化商品,漂洋过海,远播世界每一个角落。根据学者们统计,从明代1553年至清代1830年,中国销往海外的瓷器数量超过1亿件,因西方国家到广州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五亿两以上,这个惊人的贸易数字说明了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外销瓷器巨大的制造财富的能量,同时也是启动和推动全球化贸易的主要动力与原因,它激发了各国商人的海上冒险,改变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和财富分配。正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东方中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他们成为全球历史上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商业机构(图九),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和金融贸易的先驱之一,彻底改变了近现代全球商业的格局与规律。中国瓷器同时也是最优秀的文化载体和使者,积极促进了意念、纹饰、设计和技术的交流、启发和创造,以中国独有的形、彩、意向世界人民传播东方古老文明的魅力。北京中古陶拍卖推出的这对精美绝伦的雍正粉彩五伦图士兵花瓶,重现了十八世纪景德镇陶瓷的辉煌成就,也让国内的拍卖与收藏界重新认识到出口瓷的历史地位与收藏价值。

梁晓新
前苏富比艺术学院中国首席代表 佳趣雅集理事及策展人 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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