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821 清康熙 御制田黄甪端钮纳兰性德自用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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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东京中央(香港)
拍卖时间: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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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瓷玉杂项--文房雅玩
创作年代:清康熙
尺寸: 成德私印长4.4cm;宽4cm;高5.7cm;重190g;字容若长4.5cm;宽4.4cm;高5cm;重183.5g;约0.00平尺
出版:《文房聚珎―彩るもの文房四宝を巡って》,2017年4月,三圭社发行,页18-21,图版4。印文:
①成德私印
②字容若 来源:日本著名收藏家旧藏。
出展:《文房聚珎--名家收藏コレクション展》,随风会主办,2017年4月,京都市美术馆。

篆香清梵的俊才文玩
纳兰性德田黄印
丁酉年八月杪
罗随祖述于京西寓居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帝制社会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不止于政治统治的集权;封疆固土、国家最终版图的确立;在文学艺术上同样集前人之长,创当下之辉煌。其书法、绘画、工艺制作技艺之精湛,不逊前人,且继有创新,留给我们巨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清代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康、雍、干”时期,就是所谓的“三朝鼎盛”。其时在书法艺术上逐渐形成“翁、刘、成、铁”四大家,各有建树,且继踵者辈出;绘画上自“四王”、“四僧”到“扬州八怪”,继往开来,各胜坛场;在文学艺术上,仅小说、诗词便有以“悲红楼”闻名的曹雪芹和“渌水亭”的主人纳兰性德。这两人都是家世显赫,皇亲贵胄,都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才俊,风流遗世,传诵不绝。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图一)是清代“宗室教育”杰出的样板,他出生在明府之家,锦衣玉食,身为正黄旗,与最高权力者--皇帝,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他自身又是康熙皇帝(图二)的武侍文宠,“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须臾不离皇帝左右。只可惜早发而不寿,年仅三十岁(虚龄31)去世,徒留给后人嗟叹和惋惜。在其人沉寂消殒三百三十年后,曾伴其身的两方田黄名章,出现在艺术品市场,再次引发人们对于纳兰性德研究的兴致。
这两方田黄印,皆雕作甪端钮,在裁切做印章方料时,都不是严格的正方形。两印的大小、印台厚薄有所差异,印石色泽也不尽相同,可见在裁切雕钮时,并不是作为“对章”来制作的。但是,两印进入清宫的时间相去不远,甚至可能还是同一时期、批次贡入宫廷。依据印材色泽、表面包浆来看,两印都应该是制作于明末清初的时期。两印的形态,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田黄印的标准品来看,两印仅在印材的开采、裁切、印钮琢制,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别。并且十分明显,纳兰性德是作为一对图章,篆刻使用的。
“字容若”印,印面4.5×4.4厘米见方,台高2.3厘米,通高5厘米,重183.5克。印文以窄边为宽,按长行布局,兽首在印文字上端。印石上部颜色较重,有明显的绺纹,内部纹理也较为丰富,包括萝卜丝纹清晰,内部结构可见条块状,从这些形态来看,略近于“下阪田料”。甪端兽独角,上下分三层弦纹,角扎双节,直短而上翘,鬃毛旋绕灵动。脊背旋纹,颈根部为四旋,以下双旋纹直贯尾部。兽面稍长,鼻略上翘,蹙眉横目,云形尖耳,后肢弓张有力,肌肉感强。背尖点(背最高点)靠前,侧身拧头俯卧,尾摆于首侧,尾束饱满,胡须紧肃,末端横摆于前。这很符合甪端犀角、狮身、龙背、熊爪、鱼鳞、牛尾的特征。
“成德私印”印,印面4.4×4厘米,印台高2.7厘米,通高5.7厘米,重190克。印文同上顺直排列。印石色泽均匀,纯透,未见绺纹,从石性、色泽来看,近于“中阪”的田石。“中阪”的田石开采最早,是“三阪”中的精华所在,其重要的出产,都在康熙朝的前期以及明末。甪端兽圆润丰满,在琢刻手法、艺术语言上,与上印有比较显明的不同点。包括:甪角上下分四层弦纹,形长角尖侧转,不见扎束,鬃毛密而平展。面阔而鼻短,额宽、眼圆、眉润,嘴角腮侧线条鉅圆,胡须顺直。背部纹饰为双旋到底,背躬圆润肥厚,后肢线条弧圆,略缺少肌肉感,牛尾线条雕刻也有所差别。
据以上观察,前一印在雕琢甪端兽的手法,具有典型的福州工匠,明代以来雕工如杨玉璇、周彬的风格。手法洗练,俊朗劲瘦,雕琢重体态,劲瘦而灵动,注重形体肌肉感(图三,图四),一如闽派的佛像、人物山子雕琢风格。或者在裁切雕钮的时间上,要稍早于后者。后一印在雕刻语言上侧重圆润丰满,从曲身侧卧的姿势、脊背、尾部旋纹的雕琢,后肢的造型重点,都具有不同的造型语言。尤其是兽首,比例关系、嘴角线条的勾勒、眉眼造型、独角和胡须的处理,但是,时代风格并未超出清前期,这种不同或许是出于不同师承的侧重取舍,也可能是出于门派所别的刻意区分。只可惜没有刻款,切确的原因难以了解了。
而比较两印的篆刻,则显示其风格一致,“字容若”印文做白文,取汉印的形式,舒展有度,“字”字占了半边,略有避让,稍显瘦削,“容若”上下均分,笔划开张匀称,整体结字紧凑、自然。“成德私印”满白文,用细田字格均布四字,篆刻手法与上印同出一格。细审其篆刻细节,如“容”字中间,竖笔都较细,而“成德私印”的“私”字、“印”字,短横或短竖笔划也较细,“成”字右部“戈”的下半交叉两笔,同样纤细,这是个人篆刻的特点,不是出于做作刻意而为之。两印篆刻在文字转角处,以及笔划起末端,都有刀刻分叉的现象;长笔末端常有收束的形式,这也是篆刻家固有的风格特点,以此显示两方印文为同一人所镌刻。印文的篆刻,具有典型文人印的特点,可以肯定篆刻印文不是出于内府工匠之手。由此想到数年前增出现的,时代晚于此两印的成亲王永瑆一方田黄印(图六),两印的印文,或有些许承袭关系,也可以由此窥见清皇室,那些才高望重的贵胄文士,不肯附庸宦臣、落内府俗套,而要特立独行的一面。
甪端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与麒麟相似,据说甪端象征光明正大,只陪伴明君,专为英明帝王传书护驾。常将甪端陈设在宝座两旁,显示在位皇帝是圣明之君,在故宫的太和殿宝座的两旁,就放置着一对清中期掐丝珐琅材质的甪端。在皇帝出行的仪仗中,也有侍从手提的甪端香炉,另外,近年在艺术品市场也同样出现过玉制的甪端香熏,这些都是清宫造办处制作,以供内廷陈设使用的。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中所藏甪端陈设品,尚有一百余件。所以印钮用甪端,大多也是宫廷专用,以这样的印材赏赐臣辅,能显示帝王非同一般的优渥恩宠。康熙皇帝以这样的两方甪端钮田黄巨印,赏赐给纳兰性德,或其蕴含深刻的寓意,纳兰性德将之刻做自己的名章,恐怕也有戴德感恩、知心图报的意思。这两方中的“成德私印”,是纳兰改“性德”之前的名字,可见镌刻于纳兰短暂一生的前半时期,或是刚得到康熙皇帝“初识嘉赏”的时候。
余从事印章研究近四十载,对于这两方田黄大印的有关问题还想要做一些澄清。例如:这两方印至今未见纳兰性德的著录,也就是说未见他钤用的痕迹,包括用于书法、诗作、藏书上。
我们知道纳兰性德的一生十分短暂,虽然有《纳兰词》传世,其生前也曾有大量的藏书,有篡集编著。但同时,纳兰家族在康熙中期就开始衰败,后来又经过抄家、没宅,甚至于毁陵,遭际令人唏嘘。古人讲“但罹此祸,百不存一”,至今仅留存在世的数页纳兰墨迹,存在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被纳兰性德的拥趸称为“国宝”。近代三百年是社会制度大动荡、翻天覆地的时代,不要说区区印章的著录,有多少国宝沉浮,流离湮没。另一方面,当时的贵胄子弟,家大业大,视物不知贵贱,各种文玩印章不知有几多许,此印虽然赏自于帝王,篆成名章,但是真正使用的机会并不多。试想如此大印不适用于藏章,不便于钤在信笺、诗稿上,那么其大多时只是作为文案的陈设而已。记得余幼时,常见宗室长辈来家叙谈,说起故旧多少宗室人家中金碗银钵,当年文案陈设讲究,如今沦落不堪。而后人又不能识宝,典当贻尽,令人叹息。
纳兰性德的这两方甪端钮田黄大印,时隔三百三十余年出现,冥冥之中暗合“人有离合,物有聚散,取之者应有缘”。余把玩此二印,也不由感叹:物是人非,倏忽三百年,什刹海后海岸边,依然柳枝低拂,游人匆匆,蝉鸣、鸟语、花香,国运蒸蒸日上,恍若庄周梦蝶,今夕是何夕?古圣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诚不谬也。
撰文者简介
罗随祖先生,字慕鸿,祖籍浙江上虞。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罗家祖孙三代都与紫禁城有着深厚渊源。罗随祖的祖父是一代大学者罗振玉,敦煌学的奠基人,甲骨学的创始人,西域竹简的发现者,清末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专事鉴定清宫内的青铜藏器。罗随祖的父亲是有「故宫四老」之誉的文物学家罗福颐,1951年入文化部文物处(今国家文物局)任业务秘书,后转入故宫,研究著述60年。
罗随祖先生1980年入故宫博物院,研究考订古代金石、玺印。撰写编著有《中国玺印概述》、《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书,是青铜器、古代玺印等方面专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达三十余年。研究领域宽博,间擅篆刻,主张宗秦法汉,现为西泠印社社员。
此对田黄印章,方正硕大。一方白文篆刻“字容若”,重183.5g;另一方白文篆刻“成德私印”,重190g。两印色泽纯正,滋润如玉,萝卜丝纹明显。双钮均雕饰甪端,盘身而卧,整体雕工精细,气韵威严。两印一高一低,藏家特制使两印章高度互补对章台座,下连镂空如意回纹木台,双印安置其中,甪端钮互成犄角之饰,极具对称美感,应置于书房案头上,作观赏之用。
本对田黄印章自近代流传至东瀛,并由关东一位著名篆刻家收藏保存至今。日本对中国印章收藏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中国历代书画的爱好与收藏。目前东京国立博物馆及京都有邻馆等公私机构所藏的中国古代印章数量也颇为可观,但田黄印章,特别是过百克以上的田黄大料印章却不多见。对于田黄这种稀缺资源来说,能够切出一枚印章已是不易,更何况是两件成对,可谓稀见。本对田黄印章成于康熙年间,从体量上来说,当是供奉清宫内廷之作,民间绝无可能拥有。2017年4月,本对田黄印章曾在日本京都市美术馆作公开展览,引起日本文玩界轰动,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显然此对田黄体量之大,质量之高已超出了他们对田黄的认知和想象。而能成就如此完整度、稀缺度都堪称完美的巅峰之作,如不是在田黄材料还算充沛的康熙年间,在集天下珍宝于一室的清宫内廷,恐怕是很难做到了。此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后世再难被超越。
除了田黄本身的稀缺性,田黄对章背后的文人价值亦是让东瀛藏家视若至宝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日本国内收藏的中国田黄印章主要来自两个时期。一是晚清及民国时期,以一部分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文人、篆刻家为媒介,经他们收藏、把玩而流传到日本的;另一时期则是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一批日本商人到福建大量采购印材而得。本对田黄印章显然属于前者。彼时,国内印章收藏之风可谓盛极一时,藏家辈出,如赵叔孺、王福庵、丁辅之、高野侯等;而以河井荃庐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文人频繁往来中国,在中国结交士大夫,文人,收藏了大量明清书画、篆刻印章,而田黄凭借着“帝王专用”和“文人最爱”的文化积淀,更是他们争相收藏的目标。如日本著名小说家,田黄爱好家大佛次郎,与吴昌硕、齐白石结为至交的关西画坛泰斗桥本关雪等著名文人,都各自珍藏着数量不等的田黄印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此对田黄印章流传东瀛之路也被蒙上了一层专属文人的特殊色彩。
见田黄对章各雕甪端作钮,体态舒展孔武有力,毛发细密有若游丝,用刀之精准娴熟令人惊叹。甪端为古时传说能通晓四夷语言的神兽,以甪端护卫在侧,显示皇帝为有道明君,受四海来朝。纳兰性德作为康熙身边的一等御前带刀侍卫,常伴君王身侧,又受康熙恩宠,此对章既来自清宫,即多半是康熙赠予纳兰的,而选甪端为钮,其深意不言而喻。纳兰作为“满洲第一才子”,一生留下了无数首脍炙人口的诗词,然与其息息相关的书法手稿、藏书绘画大多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而如今此对田黄印章的出现,可谓冥冥中自有天意,为我们再现了一位天纵英才荣辱一生的惊鸿一瞥,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就绝非单纯的一对绝世田黄印章的价值所能衡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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