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 1465 复罗整庵太宰书 手卷 纸本

估   价 RMB 6,000,000-6,800,000
拍卖公司:北京匡时
拍卖时间: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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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详情
艺术家: 王守仁
分类: 中国书画--书法
尺寸: 本幅25.5×294cm;题跋25.5×45cm;
备注:
1.罗钦顺上款。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苏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后被当权宦官刘瑾夺职为民。瑾诛复官,累迁南吏部右侍郎。世宗朝,耻与当朝新贵为伍,辞官里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着《困知记》,辨析精审,学者称整庵先生。
2.诸允修题本幅。诸允修(明),字以安、安所,余姚人,徙仁和,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襄城知县,为工部主事,督理通惠河,保卫居民数万户。
3.成亲王、赵怀玉、马广芬题跋。
4.王问、沈景初、英和等旧藏。王问(1497-1576),字子裕,江苏无锡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点染山水人物花鸟皆精妙。以学行称,学者称仲山先生。沈景初(明),字日倪,明万历三十四年应天榜举人,四十一年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官吏部员外郎。撰有茁兰堂集十卷,另有沈庄敏公年谱一卷。索绰络·英和(1771-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清朝重臣、书法家。礼部尚书德保之子。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王守仁 复罗整庵太宰书

WANG SHOUREN CALLAGRAPHY IN RUNNINGH SCRIPT

行书《复罗整庵太宰书》是王阳明作于四十九岁时的一封传世信札,为答复友人罗钦顺关于《大学》一书的问难而作,内容涉及阳明心学中的许多重要命题。以笔者之凡庸,实难把握阳明思想之深邃精妙,要对此信札作全面的解读,也深感力不从心。今只得将关于此信现有之资料,略为董理,以飨读者。并将信札内容及阳明书学特色略作阐发,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复罗整庵太宰书》全文著 录于束景南先生所编著的《阳明佚文辑考》(下),文末并附束景南先生所作考订,简明切要,今全文抄录于下:

书真迹见《一九九五—二〇〇二书画拍卖集成•明清书法》,《中国古代书法价值汇考》。按《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有《答罗整庵少宰书》,即此书,但缺开首与结尾多句,致不知此书具体所作时间,题作“少宰”亦未当。今贵州省博物馆藏有阳明此书石刻拓本,字迹与此真迹同,为今人多所引用,但此拓本署作“三月四日六和舟次,侍生王守仁顿首,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今人遂皆以为此书作于三月四日,实误甚。按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十五年六月,如赣。十四日,从章口入玉笥大秀宫。十五日,宿云储。十八日,至吉安,游青原山,和黄山谷诗,遂书碑。行至泰和,少宰罗钦顺以书问学。先生答曰……”是阳明六月由南昌往赣,十八日至吉安,则二十日前后至泰和,与此书真迹所题“六月廿日”相合。《王阳明全集》卷二十有《青原山次黄山谷韵》,中云“夏木深层隈”,显也作在夏间,断非春三月作。罗钦顺《与王阳明书》亦明注作“庚辰夏”。三月阳明尚在南昌请宽租,决无往赣州经泰和之事。六合在杭州,其时何来阳明三月杭州舟次之事?其署之谬自不待言。计文渊论及此书石刻拓本云:“此书原迹旧为桂林陈氏收藏,后归贺县林氏。道光间,云贵总督贺长龄请人刻石,原迹交山僧珍藏。继刻石毁,原迹亦不可复见。光绪五年十二月,由贵州书画家袁恩韠按原拓请文忠彦重镌,立于贵州阳明祠。重镌碑刻后又毁,今仅存拓本而已。”可见阳明此书乃多经石刻,必是原刻石(或原拓本)后漫漶毁损,结尾署句残泐不复可识,后人遂臆将“六月”之六与“泰和”之和拼凑为“六和”;又将开首“侍生王守仁顿首复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截取放到书末,凑成此不伦不类之署句。今幸阳明此书真迹复出,得以澄清此误案也。

由束先生的考证我们知道,此信在阳明心学思想结晶《传习录》中已经收入,可见并非一般的“闲言语”,而是一篇阐释王阳明思想、心路的重要文献。而此真迹的传世,正可弥补历来刻石流传之谬误。

由于阳明此书为传世不多的阳明论道文字,于解读王阳明学术思想关系匪浅,故全文录出如下:

侍生王守仁顿首启复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就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者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以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矣乎!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刀,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和;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以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知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于己,乃益已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执事所以教反覆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呼!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之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冬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泰和舟次,王守仁顿首。六月廿日。余。

在《传习录》一书中,这封信开首与结尾多句缺失,全文被分为六个段落,按全书次序依次为第172至177则。

第172则无原信之首句,至“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为止。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一书录吉村秋阳评语,云:后人议王子者,皆不出此数言,而王子既已言之。

盖阳明之前,朱子“格物致知”之学为儒林普遍接受的理论,影响所及,上至朝廷,下至寻常妇孺百姓。阳明心学一出,不啻石破天惊,同时学者怀疑质疑甚至诽谤抨击的不在少数。后人议论心学过失,多言其偏重内心体悟而不重讲学求知。阳明此段便针对此种议论而发,大意为孔门之学,不重口耳测度,而重身心体察,“体道”“见道”并无先后之分,“体道”和“讲学”也本来就是一件事,所以本就不存在厚此薄彼的状态。

第173则,自“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至“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矣乎”为止。

这一段涉及到《大学》一书的版本问题,《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朱熹又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而王阳明则认为朱熹以己意篡改了《大学》,失去了此书的本意,认为“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所以提倡恢复古本。其实版本之争的背后仍是学术的争鸣,这一点,阳明在此信中也已阐发。且大胆的提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一观点将“心”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一步打破对于孔子、朱熹的偶像崇拜。

第174则,自“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至“不可以不察也”为止。

这一段中,王阳明阐释了心学为“精一之学”的本意,即“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格物、正心、修身诸种功夫,并无内外之分,学者随时省察,无论作什么,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理”是一贯的。

《明儒学案》中刘宗周评此段云:整庵又有答先生书云,前三物为物三,后三物为物一,为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殽而为两,散而为万。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珑。

第175则,自“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至“不可不辨”为止。

这一段中,王阳明语气严厉的提到,将“格物”之说理解偏颇,便是孔门罪人,而自己倡导的“格物”之说,不仅包括了“朱子九条”(即朱熹在《大学或问》一书中提到的九种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微有差异,正是这一点差异,便有“千里之缪”。“心学”和“理学”分庭抗礼,正由此起。

第176则,自“孟子辟杨、墨”至“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这一段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的是非问题。王阳明依据心学理论,将朱子一些具有心学倾向的言辞汇编成书,将朱子塑造成一个到了晚年颇具“心学”色彩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批评其:“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王门后学也多有不同意见,孙锵便曾说过,“王学独有千秋”,此书之出,适足以予人口实。而此书对于传播“王学”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颇有一些“借古改制”的意思。

王阳明在此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苦衷,言明他并非不知有些言论不是朱子晚年所说,只是“不得已”而“委曲调停”。其“不得已”的地方,在于当时之世,人人尊崇朱熹理学,若不自内部攻破,则不能有效传播阳明心学。在此阳明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内心对于真理的自信和善于借势的处事作风由此概见。

第177则,自“执事所以教反覆数百言”至“千万终教”为止,缺原信结尾数句。

此段是作总结,说明自己之前阐述的即阳明所理解的“格物”理论,其实“格物”这一概念的发扬,赖于朱熹的大力提倡,王学和朱学,自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

黄宗羲曾说,自阳明之前,明代知识界的气氛相当沉闷,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学者不能有丝毫非议,陈陈相因,脱离现实。而“自姚江(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王学中人看来,王阳明的思想是极具革命性的,他开启了后人获得生命彻悟的大门,因此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生了及其持续而广泛的影响。王阳明写这通信札时,距离其“龙场悟道”的大彻大悟过了十二年,而且也已经平定了宁王朱宸濠“江西之乱”,事功卓著,正是其思想、阅历最为圆熟的时期。这通信涉及到王学诸多课题,而且洋洋洒洒,反复申明,其重要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王阳明自述其学书经历,说:“吾始学书, 对模古帖, 止得字形。 后举笔不轻落纸, 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可知书学一事,同样作为阳明实践其心学理论的一途。今观其书法,精整飞动,光明俊伟,如其为人。对比其他传世手札,从用笔和结体上皆有其一致性。

此信原为四纸,后接裱为手卷,卷末有赵怀玉、成亲王等人题跋,并有诸多名家藏印,流传有序,实足宝贵。 款识:泰和舟次守仁再顿首。六月廿日余。

钤印:伯安(2次)

鉴藏印:道心渊静、养正书屋、姜氏宗孝、沈景初印、慎静斋(3次)、慎静斋鉴藏玺、道光之宝、王问之印、赵忆孙过眼、先庚字上辛、孙氏□融

题本幅:子孙宝之。钤印:诸允修印

题跋:
1.凡负大才膺大名,建大功而遭世大乱皆足以取死。夫欲纵既擒之,□濠而与之戏斗,其为世何如哉。际此之世,阳狂行歌不可,阙地下冰不可,商贾自污左建外易亦固不可。而文成于是乎讲学,讲学而举世非之,而文成于是乎不死。是则,文成已矣。余尝读文成拔本塞源之论,今又见此书,盖甚韪君子藏身之固也。若夫群言淆乱,无所衷诸,则非余之所敢知也。为煦斋司农。成亲王。钤印:诒晋斋印、再壬申以后书2.嘉庆十三年闰月,武进后学赵怀玉敬观于石渚之文正讲舍。钤印:怀玉私印3.马氏曾藏。宣统二年六月中旬,光芬记。
行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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